Inquiries
Melbourne Asia Review is a research-based publication of the Asia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译者：顾全、李俊慧、孙思圆、杨雨晨、张砚秋
自2019年新冠疫情危机爆发一年多以来，关于此次疫情对阿拉伯世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已有很多探讨。为此，笔者建议人们不仅要考虑面对病毒如何进行反应和防御，更要考虑新冠疫情危机如何激发针对现代化消极方面的反思。譬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和技术的“进步”，并不总能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提升人类生活的自由和尊严。针对这些“进步”的消极面存在的不平等分担的质疑，对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的影响。
新冠疫情促使人们对自身进行反思。本文试图考量这种反思会如何发展，以及在新冠疫情蔓延的阿拉伯世界背景下，此种反思的实质是什么。
“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性
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它是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分析方法，分析在经济、政治、技术、科学“进步”的背后都发生了什么。贝克的“反思性现代化”概念强调了一个道德上的议题，该议题在阿拉伯世界尚未得到解决，由于不平等和歧视的现象仍持续存在。
我们竭力反思，并从新冠疫情迫切的需求和挑战中退后一步，例如感染率和死亡率、隔离、失业以及疫苗的接种率等相关事宜。我们着眼于不平等问题和人权问题，并希望引发就该类问题的激烈辩论。研究人员有能力为政策制定者指出重要的问题，以应对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风险”的挑战。
针对阿拉伯风险社会和反思潜力的初步探索基于两个假设。第一，在全球大流行疫情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体现出结构性的、较脆弱的危机应对能力。第二，各国所承担的压力是不平等的。后殖民主义的国家建设，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官僚和政治结构，使得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内部之间的不平等长期存在。新冠疫情并非造成边缘化、政治排斥或其他侵犯人权的问题的罪魁祸首，但却无疑激化了这些已经存在的问题。新冠疫情暴露了整个阿拉伯地区数百万人在生活中所面临的的窘境——“谁在何时用何种方式能得到什么？”。
医疗方面的不平等
在阿拉伯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平等以及权力不对等体现在并非人人皆能获得医疗服务。《2019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权力与不平等之间的明确联系。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对个人权利而非集体权利的强调，使社会政策在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对人民健康产生的影响更加显著。阿拉伯世界中也存在这一趋势。
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不均等、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薄弱以及公共卫生成果的滞后等问题，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交织在一起。国际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失衡非常值得关注。长久以来的不平等以及医疗负担的不均衡是一个道德问题，不仅关系到阿拉伯国家的领导层，而且关系到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掌权者及政策制定者。新冠疫情可能会无差别地影响着普通人，但不同政体、经济体和社会承受疫情冲击的能力不同，也并非都能实现疫情后的重建。这绝非偶然，从阿尔及利亚到也门，从利比亚到巴勒斯坦，从叙利亚到突尼斯，社会公正或分配公正并不只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寻求地方、区域和全球不平等现象之间的联系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切实反思。
在新冠疫情早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报告就通过量化指标评估了阿拉伯世界的健康排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这些数字揭示了各国对大流行疫情的承受能力，这使我们对阿拉伯国家处于区域和全球的位置有了一定的了解。医生、护士和医院床位的数量，以及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都能说明问题。这些指标表明，阿拉伯世界落后于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地区。
*每十万人所被分配的资源数量。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不平等中的不平等
与其他地区相比，阿拉伯世界很难满足大流行疫情下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并且，阿拉伯边缘地区的医疗条件更加糟糕。在阿拉伯国家，并非所有公民和居民都能平等地享有医疗保健服务。
突尼斯的情况能够展示收入、就业和健康三方面的差距是如何彼此相互关联的。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三方面的差距变得尤为显著。作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新生民主国家，这个北非小国尤为重要。自2011年以来推翻独裁者本·阿里（Ben Ali）以来动荡的十年间，突尼斯人为自由、尊严和社会正义而呐喊。民众对社会经济状况仍存在许多不满，令人担忧的是，2021年的情况甚至变得比2010年更糟糕。突尼斯人权倡导组织的一项研究指出，封城措施（宵禁、商家暂停营业等）产生的结果不尽相同。其间，身处边缘地区的人们以及突尼斯的弱势群体的境遇更加糟糕。与普通民众相比，生活在贫困和资源匮乏中的民众的预期寿命和整体健康状况已受到损害。人们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在狭小的空间中生活；由于家长无法为居家上学的孩子提供必要的设施, 孩子的教育被迫中断；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事件频发。这些都着实令人担忧。为了顾及这些与生活富足的民众相比对疫情的承受能力较弱的群体，封城措施的成本有所增加。突尼斯内陆和南部地区较高的贫困率反映了该国存在的多重边缘化状态。这种多重边缘化状态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颇为常见。
因此，伴随着新冠疫情的肆虐，相邻国家在医疗保健服务方面表现出类似的地区差异也就不足为奇。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愈发凸显出来，摩洛哥的城乡差距很大。阿尔及利亚则是另一个例子，该国大约有80%的医院位于北部省份。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和国家结构上的隐患更是比比皆是。在海湾国家，廉价劳动力是这些地租经济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大量移民工人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及其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这种现象引起了人权组织的强烈抗议。在其他阿拉伯国家，持续多年的暴力冲突更是冲击了本就薄弱的卫生基础设施。例如，俄罗斯一再把叙利亚的医疗基础设施作为其轰炸目标。同时，民众流离失所，更是给公共和社区医疗服务带来压力。
反思时刻
新冠疫情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使社会结构变得更脆弱，这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并对政策进行建设性批判。特别是在那些亟待关注的冲突地区：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针对这些冲突地区，需要提出特殊的政策并实行有力的干预措施。国家及其社会机构的脆弱性增加了民众的生命健康风险。面对庞大的难民数量和流离失所人口数量，在开展援助和提供新冠疫苗支持等方面，将会面临额外的挑战。政策制定者、活动家和学者如何确保那些生活在战争蹂躏中的人不被忽视？即使对于利比亚这样走在“战后”重建前哨的国家，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
此外，我们看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回归”。“国家”这一概念的复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见证了新生的个人民主自由的倒退（例如在突尼斯）、军队的部署和监视、封城和停工，将人们按照年龄和健康状况分类，以及富人可能更容易获得疫苗等等现象——这些都质疑了社会的公平程度。个人和机构的民主倡导者强调，在新冠疫情时代，滥用紧急权力、限制言论自由和规避法治的不仅仅是专制国家。正如去年“捍卫民主的呼声”宣言所警告的那样，民主政府也可能会对民众自由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国际非营利法律中心及其他倡导人权的团体组织，一直在监测世界各地侵犯公民人权和公民自由的紧急状态法。例如，以“生物安全”为由，澳大利亚对返澳的国民实施强制酒店隔离、以及禁止在英国境内的度假旅行，这些例子都体现了老牌民主国家对与人口流动有关的基本自由的限制。
在阿拉伯世界，过去一年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措施都预示着公众迫切寻求的并被执政党蓄意限制的自由前景不妙，执政党似乎急于抓住机会推进国家军事化和资产证券化。我们认为，利用此次疫情来加强政府统治会以牺牲整个社会作为代价，并会威胁到该地区已经很薄弱的人权保护状况。政府限制言论和行动自由、发布并延长紧急状态、过度使用武力实施封城和宵禁并且使用电子监控或无人机监控。这些措施看似是为了对抗此次疫情，实际上国家正在收回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社会公众从其手中夺走的不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空间”。
在分析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风险”时，我们认为，需要对新冠疫情危机进行反思性思考。也就是说，那些能够自我赋权和自我管理的负责任公民应共同承担这些问题。乌尔里希·贝克建议，在风险社会中要实施集体责任制。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重担，包括其开启的“政府性”的新形式，都有可能成为限制中央集权干预和侵入的机会。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新设想的机制——“生物权力”，即控制现存人口蓬勃发展。强制保持社交距离、监视、检测和溯源那些（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人、疫苗接种要求并实施旅行限制，正是这种“生物权力”的体现。
因此，积极的、有意识的、参与感强的公民（即使是在专制的背景下，尽管这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可以成为“反思性”自下而上的、代理方的一面。然而，执政党也必须进行自我批判，重新调整他们的话语和政策。他们应当注重并且利用好这个反思的时机。否则，日益加深的不平等不仅会威胁到民众的健康，还会威胁到到政府的统治以及使阿拉伯国家陷入困境的脆弱的合法性。
至此，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沟通行为论中展现的对话精神，与处理社会变革相关的规范问题有关，它强调语言和商议在将权力的焦点从政府转移到社会的过程中所承载的地位。这可以视为是补充乌尔里希·贝克的反思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以批判性、公正性和实践性去重塑权力关系和社会变革的追求。备受疫情侵袭的阿拉伯世界里，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必须是双向的：做到全球-地方的同时，也需要做到地方-全球。阿拉伯世界内部商议将加强这种反思性对话，借此来回应国际专家的建议。重要的是，这种反思性对话与回应，仅仅“思考于全球，行动在本地”是不够的。可以这么说，在阿拉伯地区内外，民众和领导人还必须做好“思考在本地，行动于全球”的准备。
新冠疫情带来的危害使人类生存面临更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于贫穷的个体、社区和国家。阿拉伯人民正在争相寻找新的媒介——物质的、非物质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以抵御这次疫情以及随之而来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多方面的影响。通过对话和辩论进行反思，是减轻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的一个环节。新冠疫情可能会是公民、政治和经济的参与者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思考哪些政策和活动能够开始对阿拉伯地区不平等、脆弱性和排外的政策和行为进行控制。
Image: Women’s rights march, Cairo, 2013. Credit: Ella/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