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黄婧（Jing Huang）、黄俊阳（Junyang Huang）
翻译审校：魏安天博士（Dr Anthony Williams）
英文原文：https://melbourneasiareview.edu.au/the-sexual-and-gender-based-violence-challenge-in-asia
原文发表于《墨尔本亚洲评论》第二十四期，2025年11月5日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文化最多元的区域之一，亚洲地区的性别暴力既有普遍共性，又呈现出高度本土化的特征。暴力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深受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巨大差异的影响。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本土与区域应对方案不断涌现，无论是法律改革的呼声、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还是跨国的倡导行动，都表明解决方案并非不存在，而是分布不均。
尽管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深刻影响暴力的表现形式及人们对暴力的回应，但从整个亚洲的宏观视角来审视性暴力与性别暴力（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简称SGBV）的特征，仍能反映出一些亟待关注的核心议题。
多元差异，共同危机
在南亚，童婚现象（child marriage）依然广泛存在，即使已开展数十年的倡导工作来终结这一现象；因嫁妆导致的暴力事件（dowry-related violence）仍在夺走女性的生命。女性谋杀（femicide）和所谓的“荣誉谋杀”（honour killings）也持续发生，受害女性只因被“认定”玷污了家族名誉而遭杀害。
在东南亚，许多女性移民穿越国境线后，却发现暴力如影随形——她们在原籍国面临非法中介的剥削，在过境途中遭受虐待，而在目的地国遭受侵害时，由于法律身份问题而往往不敢举报，处于不安全的境地。从泰国的缅甸流民社群，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印尼家庭佣工，对女性的骚扰与虐待潜伏在经济蓬勃发展的阴影之下，不仅揭示了性暴力与性别暴力如何跨越司法管辖边界，而且还暴露出跨国问责机制的缺失。
尽管东亚近期兴起了#MeToo运动（反性骚扰运动），但因技术促成的暴力问题却岌岌可危。韩国日益严重的数字性犯罪问题（包括在2024年急剧增加的深度伪造色情内容（deepfake pornography）），以及日本长期存在的职场骚扰现象，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在保护女性免受新型侵害方面，即便是高科技社会也严重滞后。
与此同时，中亚地区仍在与长期存在的“抢婚”（bride kidnapping）习俗抗争，尽管已有法律改革。而阿富汗则向世界敲响警钟：在威权统治下，女性权利的倒退是何等迅速。
法律与正义间的鸿沟
虽然具体情境各不相同，但不同地区的性暴力与性别暴力仍存在共通之处。几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国际公约并制定了反家暴法，但相关法律框架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各国仍普遍存在法律漏洞、执法不力、机构资源不足和政治冷漠等问题。强有力监测评估体系和国际执行机制的缺乏，意味着即使是出于善意的国家改革，也无法转化为切实的保护。
当性暴力或性别暴力的幸存者（常称之为“受害者—幸存者”）寻求司法正义时，往往遭受到严重的污名化，而警方与法院常常诉诸于调解或和解，而非向她们提供保护或帮助她们提起诉讼。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其已实施数十年的《反家庭暴力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象征层面，多数案件被转介至传统习惯法（customary law，印尼语：adat）机制或宗教法庭进行调解。在这些场景中，暴力常被正常化为一种“管教他人”的方式。与此同时，警方经常不予受理相关报案，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分散也使幸存者陷于不同司法体系之间，难以获得有效援助。强调调解的关键问题在于，调解过程往往忽视了性暴力与性别暴力加害者与幸存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导致幸存者往往因恐惧或受到胁迫而不得不接受调解结果。
对于女性移民而言，寻求正义时面临的阻力更大。由于她们的法律身份不稳定，在举报性暴力或性别暴力时可能会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使她们陷入遭受暴力侵害与恐惧国家执法之间的两难境地。这反映出女性受害风险具有明显的跨国维度，同时凸显出一个关键的问责缺口：当女性跨越国界寻求经济机会时，在不同司法管辖制度间的缝隙中，其应有的保护往往缺失。
在马来西亚，家庭佣工总人数达数百万，即便她们正面临雇主实施的各种侵害，包括利用浴室摄像头进行监控，以及利用数字技术实施敲诈勒索，这些女性仍缺乏免受性骚扰的法律保护。与此同时，文化规范对性骚扰所引发的羞耻感进一步限制了幸存者发声，她们对于名誉受损的恐惧，往往超过持续遭受虐待的恐惧。
女性的抵抗与韧性
然而，变革的力量正在涌动，亚洲各地区的女性拒绝保持沉默。2012年印度德里轮奸案后爆发的大规模街头抗议，迫使政府进行法律改革。2024年8月加尔各答一名女医生遭强奸并被谋杀的案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罢工与“重夺黑夜”（Reclaim the Night）女性夜间安全运动抗议活动。加尔各答一案凸显了女性在教育与职业上的发展与针对女性的暴力不断上升之间的关联。这表明，女性经济自主性的提升有时会被视为对父权权威的威胁，引发反扑性暴力。
在国家深陷政治危机，性别平等部一年无人掌舵之际，韩国又不得不面对深度伪造技术带来的威胁，促使数字女性主义运动（digital feminism）再度变得尤为迫切。同样地，孟加拉国反对童婚的基层行动展现出坚韧不拔的力量，以及对根深蒂固习俗的持续抵制。
尽管民间社会组织常在资源匮乏、公民参与空间不断收缩的条件下运作，这些组织仍通过庇护所、热线和倡导行动提供关键支持。国际机制与区域机制，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简称CEDAW）与《东盟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区域行动计划》（ASEAN Regional Plan of Action on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构建加强问责、促进知识交流的框架，然而，其实际成效仍高度依赖各国的政治意愿与支持程度。
技术也正成为一把双刃剑：在催生新型侵害形式的同时，也使跨国女性主义网得以联动起来，跨越国界为幸存者提供支持。
政治决策与社会选择的启示
亚洲的经验带来了一条重要启示：性暴力与性别暴力既非不可避免，也绝非仅仅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决策与社会选择的结果，源于未能有效执法的政府、将父权传统凌驾于女性安全之上的社会，以及从女性危机处境中剥削牟利的经济体系。应对性暴力与性别暴力所需的并不只是法律，更需要文化层面的转变、更有力的制度保障，以及最重要的是，与遭受暴力的幸存者并肩作战的意愿。打破沉默不仅仅关乎女性群体，更关乎当今亚洲的民主、正义与人类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