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王鑫悦、张楠晞、高爽
自2016年底以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几乎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在新冠疫情期间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自1972年建交以来，双方关系已降至历史冰点，并且仍可能进一步恶化。
2018年和2019年，澳中双方为改善关系做出了一番努力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此之后，澳中关系急剧恶化，转折点是澳大利亚政府于2020年4月呼吁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起源和传播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重点关注中国对病毒爆发初期的应对措施。当时的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还呼吁赋予世界卫生组织类似“武器检查员”的卫生调查权力。
次月，中国开始对澳大利亚的大麦出口征收80.5%的关税，实施期限为五年，这一举措影响了澳大利亚约50%的大麦总体贸易。随后，中国政府将澳大利亚四大屠宰场列入了进口牛肉黑名单，据报道，这些屠宰场生产的牛肉占澳大利亚对中国大陆牛肉出口总量的35%左右。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继续与澳大利亚针锋相对，对其持续进行贸易惩罚，将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提升至212%，并对其他商品如动力煤、炼焦煤、棉花、木材和龙虾等实施非正式限制。中国教育部还向计划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学生发布警告，提醒他们可能遭受种族主义者攻击，地方政府也鼓励留学中介不要推荐或宣传澳大利亚的学校。此外，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无限期暂停了中澳战略经济对话。2021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明确承认，中国将中澳经济关系用作传达政治不满的工具：“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在无端指责和抹黑中国的同时，从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中获益。”
澳中关系持续僵化。2021年10月下旬，参议院评估听证会证实，澳大利亚和中国部长在当年既没有电话联系，也没有面对面会晤。尽管澳方曾试图重启对话，但自2020年以来，双方关系陷入僵局。莫里森总理与习近平主席的最后一次沟通是在2019年末的G20会议期间。澳大利亚总理上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16年9月。至于外交代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工作运转趋于低调。据报道当时的中国大使在2021年“几乎完全退出了堪培拉的外交社交圈”，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也面临着明显的访问受阻问题。
澳大利亚坚持认为其“完全没有做任何伤害与中国合作关系的事情”，而中国则继续强调澳大利亚必须为两国关系破裂“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几乎不再在官方言辞中提及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关系陷入了不利的僵局，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此外，那份臭名昭著的清单更是火上浇油，这份清单由中国大使馆人员提供给澳大利亚记者，其中罗列了对澳大利亚的十四项不满。大使格雷厄姆·弗莱彻（Graham Fletcher）在2021年3月指出：“双方立场都很坚定……由于这件事已经被广泛报道，实际上双方都更难做出任何调整。”
中国在2020-2021年对澳大利亚实施的贸易惩罚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尤其考虑到中国过去对菲律宾、韩国和挪威等国都采取过类似行动），这些举动可能预示着此前经济合作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局面将出现严重且不可修复的破裂。而在此之前将经济合作与政治关系分开一直是澳中维护友好关系的关键。
澳中关系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尽管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肺炎（COVID-19）进行的调查，但它的确加速了恶化的进程。
在澳大利亚各界，从政府到在野党再到评论界，普遍的观点是，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发生了变化，而澳大利亚也根据需要进行了回击。
中国确实发生了变化。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国际和国内的态度变得更具有前瞻性，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攻击性。中国的“战狼”外交官在海外用强硬的态度维护国家利益，并且他们采取威胁和要求的方式，而非谈判和说服（此前彭博新闻的国防政策和情报记者彼得·马丁已提醒我们，这早有端倪）；外籍人士，包括杨恒均和程蕾等澳大利亚公民，似乎被用作政治棋子，遭受看似任意的拘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土耳其裔穆斯林少数民族持续受到压制，海外生活的维吾尔族人也面临恐吓和骚扰；香港的民主意愿被剥夺；中国船只在南海的敌对行为不断增加，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不断加强；中国对网络安全袭击的支持力度在增强，企图进行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的行为也在增加。
2018年，中国废止了对国家主席法定任期的限制，习近平将自己设立为终身主席，培养了自毛泽东领导时期以来从未见过的个人崇拜，现在的中国很可能会继续沿着这一大致方向发展。
习近平的专制主义使许多西方国家坚信，中国在更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后最终实现政治自由的期望不过是一个白日梦。在此之前，澳大利亚领导人从未像他们的美国盟友那样如此强烈地执着于这个信念。尽管如此，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仍持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例如，在1983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鲍勃·霍克（Bob Hawke）曾表示：“中国的体制和理念越来越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他还提到，虽然“中国不会变成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民主国家……但在理念和实践方面会变得更加接近我们。”
澳大利亚在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上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2021年9月16日，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领导人共同宣布达成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标志着澳大利亚长达数十年的美中关系平衡政策的终结。不久前，澳大利亚总统莫里森还坚持这一政策，表示澳大利亚希望 “避免陷入二选一的僵局”。如今，澳大利亚已经在两者之间做出了明确选择。
虽然这个令大多数人感到震惊的AUKUS协议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仓促制定的，但它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新理解和定位——即意识形态优先，其实早已显露端倪。2021年上半年，澳大利亚总理在一系列演讲和讲话中指出，当前全球安全和稳定的主要挑战在于意识形态对抗，即自由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竞争。他还呼吁友好国家、合作伙伴和盟国共同采取行动，以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
2021年4月，在印度第六届瑞辛纳对话会（The Raisina Dialogue）上，澳大利亚总理表示：
“我们的世界面临着巨大的两极分化风险，即专制政权与我们热爱的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两极分化。”
他在6月的一次重要外交政策演讲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面对的挑战无非是加强、革新和巩固一个支持自由的世界秩序。
为应对这一挑战，志同道合的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需要进行30年来前所未有的积极合作。”
这表明澳大利亚总理开始接受他曾拒绝的观点。在2022年3月7日，澳大利亚总理强调了这种世界观，警告说出现了一种“新的专制势力……本能地试图挑战并重塑世界秩序，以符合其自身利益。”
澳中双方将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驱动力的做法令人担忧。正如著名政治学家沃纳·列维（Werner Levi）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冲突只能通过彻底投降来解决”。 这种局势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澳中关系。正如国防战略家休·怀特（Hugh White）所指出的，当前澳中关系恶化的最大危险在于两国之间潜在的战争风险，“这可能是自1945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而且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核战争。”
随着意识形态在政策思维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前公共评论中将中国作为军事威胁的常见观点，现在也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部门的认可。最初，澳大利亚有意避免像《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里那样将中国描述为“具有威胁的国家”。在2018年2月对华盛顿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之前，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根据《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的判断，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在对中国的评估上与美国有不同立场：“我们不会将中国描述为具有威胁的国家。” 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则更加明确地表示：“我们不认为俄罗斯或中国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 在莫里森总理上任初期，他同样支持这一立场。2019年12月，莫里森总理指出，“我们只需理解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与以前的中国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强大、影响力更深，这是世界必须接受和适应的事实。” 并表示，“不应该用‘担忧’这个词来表达对中国的态度”。
这种观点的转变在《2020新版国防战略》的发布中开始显现，该计划承诺在未来十年内投入2700亿澳元来用于提升澳大利亚的国防能力。在发布会的演讲中，澳大利亚总理明确表示，“我们追求的是在一个开放、民主、自由、没有胁迫和恐惧的社会中自由生活的权利”。2021年，澳大利亚总理的言辞变得更加强硬，他警告说，“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和世界正在面临极大的风险。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期，这是自1930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年末，国防部长彼得·达顿 （Peter Dutton） 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 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对澳大利亚构成了威胁，他表示“我们生活的时代与1930年代有相似之处”，并指责中国进行的大规模军备扩张。他宣称中国“将我们视为朝贡国”。这番讲话得到了澳大利亚总理的“强烈”支持，总理表示，“在这个时候，澳大利亚不能有任何软弱的表现。”
实际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比他的内阁同事更为激进，他承诺如果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澳大利亚将参与由美国主导的战争。他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采取行动的话，澳大利亚“不可能”不支持美国。
他还表示，“澳大利亚需要为这一举措施加震慑……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台湾相关问题时的目的非常明确。”（不过，在2022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记者请他重申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时，他似乎作出了更为谨慎的回应）
截至目前，达顿是唯一明确支持澳大利亚应参与到台湾问题当中的官员。与此同时，在面对关于内阁同僚在相关问题上评价的提问时，莫里森总理选择回避。澳大利亚国防部助理部长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同样拒绝对这一问题发表明确立场。外交部长也拒绝“就《澳新美安全条约》（ANZUS Treaty）的适用情况进行假设性讨论”。 对于达顿的观点，尽管没有官员表示支持，但没有人明确表示反对。
显然，澳大利亚高级官员近期的措辞比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更加直率。《政客》(Politico)的一篇报道称，“尽管总统本人在即兴演讲中暗示了外交政策可能有所改变，但拜登政府对放弃战略模糊政策未展露出过多意愿”。在国际局势持续变化的情况下，美国的首要立场仍是反对冲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没有必要”演变为冲突或对抗，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表示，“总统和政府团队都意识到，为防止两国关系偏离到危险的对抗局面，设立防护措施是重中之重”。拜登总统在11月15日的线上会议中向习近平主席传达了建立“用务实与理性（为中美关系）架起护栏”的必要性。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成为澳大利亚公众关切的焦点，现任联邦政府也同样关注这一焦点。2021年6月，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发布的民调中显示，63%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应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76%的人表示对中国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的民调也大体支持这一观点，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数在2019年至2020年间急剧上升，并在2021年保持不变。九号报业（Nine Newspapers）和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民调同样显示了类似的负面观点。随着今年年底联邦选举的临近，澳大利亚对华的强硬立场预计保持不变，甚至可能进一步加码。可以说，“中国威胁”已经成为此次选举的筹码之一。
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的转变，使其在亚太地区成为一个例外，因为它采取了比邻国更为强硬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在将双边挑战区域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今年1月，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这标志着澳日准同盟关系的重要进展；与韩国签署了一项价值10亿澳元的武器交易合约（据称这是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之间最大的防务合约），并于2021年12月将澳韩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在2021年3月将与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提升至领导人级别会谈。此外，也有观点称，澳大利亚为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参考蓝图，例如，新加坡与澳大利亚一道通过了《防外国干预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澳大利亚通过该立法的重点是明确针对中国，而新加坡的倾向则有所不同。总体而言，亚太地区的国家在对华政策上依然保持谨慎，因为他们在应对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时，仍在采用风险规避策略。
2021年12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访问澳大利亚时特意强调，此次访问“与我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无关”。他进一步表示，“韩国专注于与美国保持坚定的盟友关系，并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希望与两国建立并维持友好的关系。”
2021年9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否认了将四方安全对话类比为北约式组织的言论：“如果人们了解了四方安全对话目前关注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与北约或类似组织毫无关联。”
2021年6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在被问及对澳大利亚对华关系的建议时回答道：“澳大利亚需要和中国合作……你们不必成为他们，也不要期望他们变得和你们一样。”
日本尽管在对华关系上态度日益强硬，但仍然与中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例如2021年12月28日，即便在领土关系紧张的局势下，日本仍与中国达成协议，计划于2022年底前设立军事热线。
莫里森政府在执政之初，明确避开了将美中竞争视为意识形态对立的解读，但如今不仅全盘接受，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政府的立场更为激进。澳大利亚的这一外交转变是否能够最终帮助其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中占据有利位置，仍有待观察。澳中两国关系能否找到新的平衡点也犹未可知。眼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澳大利亚未来将要面临更多挑战。
图片来源：Australia’s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London, 2021. Credit: Number 10/Flickr. (图片经裁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