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洪春宁、林玠妤、王吉铭、崔璐璐
过去十年来，新加坡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在全球化和中国日益崛起的时代，这种政治经济体系改变了新加坡与跨国华人社群的关系。本文认为，新加坡旨在从政治和社会方面，将华人新移民（指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从中国大陆移居新加坡的华人移民）融入其多元种族社会，同时，利用他们与中国建立起来的跨国商业网络。这双重战略构成新加坡主要的政策框架。
新加坡个案对于分析国家与跨国主义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有着启迪作用。除了中国以外，它是世界上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中新两国之间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多层面联系。本文分析基于广义上的跨国主义文献，跨国主义被定义为“移民建立和维持多股社会关系的过程，将祖籍地社会和移居地社会联系在一起…跨国主义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多重参与性，移民保持在移居地社会和祖籍地社会的双重参与。”
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变迁
过去十年间，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反过来又塑造了新加坡与华人新移民的关系。首先，在2011年大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AP）只赢得60.1%的选票，是自1965年独立后该党所获得的最低票数。其次，开国总理李光耀于2015年3月逝世，标志着现代新加坡政治一个时代的终结。第三，新加坡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其已更加坚定地走向国际化和创新的道路。在种族、人口结构变化和跨国主义的背景作用下，这些事件直接影响了新加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据估计，2011年，首次参加大选的选民约为20万人，加上其他35岁以下的选民，他们在230万选民中约占60万。这代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成长于新加坡进入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时代，对国家和族群的认同以及未来的看法与上一代人不同，上一代生活于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的艰难时期。年轻一代已经牢固地建立了作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但他们对中国和新移民却较为疏离。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由他们成长的英语教育环境所导致的。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5岁以上的新加坡居民在家中使用英语的比例从2010年的32.3%增加到2020年的48.3%，同时，讲华语的比重从35.6%减少到29.9%。以致于有学者将英语视为新加坡人的“新母语”。这是华人新移民必须面对的新的社会语言生态环境。（也就是说，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新加坡具有“华人性”），并且必须适应新加坡政府在构建国家身份认同上采取的不断变化的策略。
变化的人口结构
新加坡正在迅速成为老龄化社会，且生育率长期偏低。2020年，65岁及以上的乐龄人士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7.2%和2011年的10.4%增至17.6%。预计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将占23.8%。在过去50年里，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成为世界上总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2.62（1970–1975年），降至1.57（1995–2000年），再降至1.16（2017年），最后至历史新低1.1（2020年），而这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
宽松的移民政策是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人口下降会放缓经济，实现人口增长是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他指出，日本政府对移民的敌意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他直言道：“不管喜欢与否，除非我们拥有更多的新生儿，否则就需要接受移民”。
由于政府积极主动地招揽“外国人才”并实行宽松的移民政策，21世纪的前十年，永久居民人口迅速增长。新加坡总人口在2010年为508万，10年后增长到了568万。其中包括404万新加坡居民（352万公民和52.1万永久居民）和164万持工作许可证或长期签证的非居民外国人。新加坡的国际移民人数迅速增加，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24%上升到2015年的45%。2020年初，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最大的移民来源（包括入籍公民、永久居民和在新加坡境外出生的长期工作证持有者）为马来西亚（占2019年总移民人口2,155,653的44%，即948,487人），其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18%，即388,000人）。
表1：新加坡的国际移民人数(1990-2015)
新加坡的华人新移民
虽然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但新一代华人移民现象主要发生在1990年后，为中新建交起了促进作用。如前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面临着两个紧迫的挑战：需要人才来保持其全球经济竞争力，并需要解决生育率低于替代生育率的问题。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来应对这些挑战。首先，政府鼓励企业和招聘机构招聘外国人才，并与他们展开密切合作。例如，1988年，由新加坡政府赞助的代表团抵达洛杉矶，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一家酒店设立招聘展位，面试新加坡跨国公司的潜在求职者。合格的候选人可以当场获得工作机会。在1998年，总理公署成立“联系新加坡”机构，之后归属人力部管理，后来与经济发展局联盟，成立“一站式”中心，协助高技能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到新加坡生活和工作。
第二，政府通过其教育系统引进外国人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采用以英语授课的美式课程和免费或补贴学费相结合的方式吸引留学生。1992年，新加坡开始向中国的部分优秀高中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录取他们进入当地的大专和大学。更重要的是，为吸引留学生，他们毕业后的永久移民途径也得以放宽。例如，一些奖学金的重要申请条件之一是：获得者毕业后须在新加坡工作六年。一项调查显示，74%的此类学生在完成学业后，成为永久居民。
第三，政府将提供财政援助和丰厚的启动资金，激励新移民的创业精神。这项政策也鼓励中国大陆企业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
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干预，外国永久居民成为了新加坡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尽管新加坡的外国人才计划并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族群或国家，但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的人才来源国（仅次于马来西亚），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对移民管制的放松，以及新加坡悠久的移民历史和其在地理与文化上与中国较为相近的事实。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并非千人一面，而由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地域和次族群背景的人组成。他们通过了严格的筛选，这些新移民通常比本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大多数人拥有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位，具备“可携带”或“可转移”的工作技能和经验，通常从事高薪工作。这反映出政府在授予永久居留权时严格要求申请人的学历和收入水平。《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显示，在新加坡，来自中国的国际移民数量为1070万。这些拥有可携带技能的新移民通常比本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在科研和高等教育部门工作的比例也比较高。这反映出新加坡政府在引进移民方面的深思熟虑。外国移民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前者满足了新加坡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迈进的需求，而低技能的外籍劳工则从事新加坡人很少愿意做的体力劳动。而且由于政策限制，他们无法在新加坡定居。
大量新（中国）移民涌入新加坡，引发了不同的公众反应，包括许多新加坡人的敌意和不满，他们通过报纸、议会和网上表达自己的忧虑。虽然并非所有的不满都针对华人新移民，但大部分不满却是针对他们的。
正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公众有三种不同但相关的看法：
- 虽然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同属一个种族，语言也大致相同，但新移民在社会和文化上是不同的。
- 他们在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与当地人竞争；
- 那些新来的人，包括已经入籍的人，在感情上和政治上都效忠于中国。
这些公众的看法与政府的政策大相径庭，但在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如《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上这些看法也屡见不鲜。
在2011年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遭遇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最糟糕的表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公众对移民问题的不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赢得了60.1%的选票，而反对党则赢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这一分水岭事件反过来又延续了一系列的政策变化，包括民粹主义的流行。正如伍伦贡大学历史学家林捷胜博士所说：“民粹主义关注的是关于国家认同、社会凝聚力和对当地遗产的欣赏（或至少是理解）的地方性问题。民粹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民族国家，其独特和不断发展的身份因宽松的移民政策而变得不稳定。”
“新移民”政策框架的基本逻辑
华人新移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影响。虽然新加坡最大的国际移民群体来自马来西亚，但其“融合”的挑战并不大，因为两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当时两国都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事实上，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前，两国曾短期被合并成为一个国家。
因此，政府融合政策关注的重点是来自中国的作为第二大国际移民群体的新移民。如前所述，推动更大程度的融合反映了政府试图处理公众对小岛国家移民人数不断增加而造成的反对问题。
新加坡政府处理新移民的立场主要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其要求新加坡吸引具有良好教育资历和所需技能的外国人，促进国家的经济转型；并帮助缓解新加坡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人口问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确保新移民在政治上效忠于新加坡（如果他们已经入籍成为公民），并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两个逻辑的考量上有轻重缓急，在过去十年里，政府优先考虑第二种逻辑。作为正在形成自身国家认同的年轻国家，新加坡政府希望避免任何潜在的可能影响这一更重要的国家建构任务的因素。对于来自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而且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国家的新移民来说，身份认同问题更加显著。过去十年来，中美关系紧张，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策导向。在2020年6月，李显龙总理说到，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有大量华人，这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也是一个“阻碍中国接管目前由美国扮演的保卫安全角色的障碍。”他特别强调新加坡面临的微妙挑战：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多元种族国家。事实上，它是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唯一拥有如此人口结构的主权国家。然而，新加坡却为打造一个多元种族国家身份而非华族身份付出了巨大努力。而且，它还极其小心地避免做任何可能让自己被误认为是中国的爪牙的事情。为此，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成为除文莱之外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
以上述两个主要考量为指导，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社群(尤其是新移民)的政策，议程环环相扣，互为补充。时任副总理张志贤在2015年举行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SFCCA）的活动上强调宗乡总会的重要作用是：“第一，是我们人民之间的桥梁;第二，是新旧之间的桥梁;第三，是国家之间的桥梁”。第一个作用是让华裔社群“加强多元种族社会和多元文化传统”，这是“新加坡的独特之处”。第二是帮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宗乡总会应该继续创造机会，让新移民以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风俗和文化，加深互动。第三个目标是“深入了解中国，并与中国保持联系并在中国建立关系网络。”
过去十年来，构建并加强独特的新加坡身份认同一直是新加坡政策的核心。在2019年庆祝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之际，李显龙详述这一独特身份和传统的产生和特点。他指出，在1819年英国人登陆新加坡之前，“新加坡已经拥有几百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这“也使我们与我们的邻居和朋友有了很大不同。”他还表示，“两个世纪以来，所有这些不同的针线交织在一起，编织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挂毯，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并最终成就了新加坡的身份和国家”，但国家建设是一项持续的工程：“建设新加坡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工程，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未来，继续建设国家是每一代人的责任。”
因此，将华人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同时让他们参与中国的商业网络，成为了政府对待华人新移民的总体政策框架。
2016年11月，在新加坡华源会（代表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社团）的活动上，时任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兼任政府华社联络组主席)指出，过去的华裔宗乡会就像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桥梁，新移民协会要有不同的定位：“华社团体如今犹如‘起重机’，它有稳固的基础，而长长的吊臂不像桥梁那样只能固定衔接两点，而是‘可以从多方面帮助新加坡衔接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他还强调，“身份认同超越新旧移民之分或是种族根源之分，新移民应该将自己视为新加坡人，秉持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愿景。”
同样，2017年3月，陈振声在新加坡江苏会（另一个新移民协会）成立特刊上致辞：“新移民作为新加坡社会结构的一份子，他们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以确保新加坡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至关重要。”
江苏会将在协助并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加强新加坡的和谐与发展。”他敦促江苏会“进一步推动新加坡和江苏乃至中国在经贸、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代表新加坡华人移民的社区团体公开支持政府的信息。2017年，在由300多间会馆组成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开设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旨在“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展示本地华人认同”，中心提出的愿景是“植根于一个有凝聚力的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使命是“培育新加坡华人文化，增进社会和谐”。新加坡华源会创立了“新移民杰出贡献奖，”评奖标准侧重于获奖者对新加坡的贡献，获奖者包括非华人移民。另一个新移民协会新加坡天府会，誓词宣言强调“新加坡是我们的家”，并以“贡献我们的社会，服务我们的国家（新加坡）”为目标，同时与中国保持联系，为其领导和成员的活动提供了社会和经济资本。
充满活力的力量
简言之，过去十年来，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
影响新一代华人移民发生转变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是：
- 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在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背景下，进行身份构建，以及通过跨国商业网络为未来的国家经济做出贡献；
- 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和华人新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
- 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的崛起，在东南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中国与海外华人开展合作，欢迎他们来中国投资，并积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特别是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投资流向国之一。
新加坡国民身份构建是政府在面对华人移民问题上的一个侧重点。同时也是解决经济发展的关键，例如为面临生育率下降和社会迅速老龄化双重挑战的国家的人口增长作出贡献。华人移民是连接中国和新加坡的商业跨国主义的一支生力军，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将国际化作为其主要经济战略之一。
刘宏博士（Dr Hong Liu）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陈六使讲席教授（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
LiuHong@ntu.edu.sg. ORCID-0000-0003-3328-8429
主要图片：新加坡国庆游行。 来源：Jeffery Wong/Flickr.
原文连接：The new Chinese diaspora in a globalising Singapore
刘宏博士（Dr Hong Liu）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陈六使讲席教授（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
LiuHong@ntu.edu.sg. ORCID-0000-0003-3328-8429
主要图片：新加坡国庆游行。 来源：Jeffery Wong/Flickr.
原文连接：The new Chinese diaspora in a globalising Singapore.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November 10,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