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陈贞璇（Zhenxuan Chen），游星（Xing You），朱治瑶（Zhiyao Zhu） 

2月14日，印度尼西亚人将进行投票，在三组总统竞选队伍中选出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俗称“佐科威”，Jokowi）与副总统的继任者。每支队伍由一名总统候选人与一名副总统候选人组成，这些候选人均为男性。其中，第一支队伍的候选人分别为前省长甘贾尔·普拉诺沃（Ganjar Pranowo）和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长马哈福德·马迪（Mahfud MD）；第二支队伍的候选人分别为阿尼斯·巴斯韦丹（Anies Baswedan）和人民代表理事会（DPR）副议长穆哈明·伊斯坎达尔（Muhaimin Iskandar）；第三支队伍的候选人分别为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和梭罗市（Solo）市长吉布兰· 拉卡布明·拉卡（Gibran Rakabuming Raka）。拉卡也是现任总统佐科威的长子。 

候选人阵容中没有女性，这与印尼过去十年来在女性参政和代表权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尼女性参政权方面的进展主要归功于2004年出台的一项规定，即为政党名单设定性别配额，要求在所有国家、省和地方议会候选人中女性至少占30%，在政党委员会职位中女性至少占 30%。尽管在执行这一规定方面存在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选举中，女性候选人赢得的议会席位比例正在逐渐上升，比例从1999年的7%上升到2019年的略高于20%。 

此外，女性还担任着重要的政治职务。在内阁中，目前有三个重要职位由女性担任：分别是财政部的英卓华（Sri Mulyani Indrawati）部长、外交部的蕾特诺·马尔苏迪（Retno Marsudi）部长和环境部的西蒂·努尔巴亚·巴卡尔（Siti Nurbaya Bakar）部长。在地区政府层面，女性也已崭露头角：譬如东爪哇省省长科菲法·因达尔·帕拉万萨（Khofifah Indar Parawansa），曾有诸多传言认为她会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帕拉万萨得到了印尼规模最大的穆斯林群众组织，乌拉玛教派（Nahdlatul Ulama）的大力支持。另一个例子是蔡翠媚（Tjai Chui Mie），她是一名华裔印尼地方政治家，曾任西加里曼丹省辛卡旺市（Singkawang）市长。女性政治影响力最突出的例子或许是前总统、印尼民主党主席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Megawati Sukarnoputri），她被誉为“印尼最有权力的女性”。但这是因为她是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的女儿。她的亲生女儿普安·马哈拉尼（Puan Maharani）则是印尼人民民主联盟议长，也是印尼民主党领导层的继承人，使得这一政治世袭得以延续。 

然而，这些女性的突出表现仍是印度尼西亚女性政治家中的例外，而非政治常态。同样，在立法选举中，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政党采取排序的做法，削弱性别配额的效力：这些政党仍然将女性排在政党名单的末尾，从而降低了女性当选的机会。一项研究发现，选民更青睐政党名单上排在前三名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大多是男性。此外，就算有女性当选，她们往往来自于精英家庭：在最近两次选举中，几乎一半的当选女性都与政治家族有关，这些女性候选人依靠男性亲属的经济资源来支持她们的竞选活动。这凸显了阶级动态是如何影响印度尼西亚女性的政治表现的。 

女性在总统候选人名单中的缺位，意味着女性的政治表现面临阻碍。这一点更加体现在五场总统大选辩论的首场，提问的11名小组成员中只有两名女性，并且观众席上也大多数是男性。因此，女性权利和性别平等问题似乎在政治议程上并不占据重要位置，这一情况不足为奇。的确，在大选辩论中，主要议题是腐败、普拉博沃的人权记录以及巴布亚（Papua）地区的安全问题。关于女性的议题几乎没有被提及，且只是将其牵强地归为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议题。例如，甘贾尔·普拉诺沃（在谈及女性议题时）提到“尤其是孕妇”需要保护。然而，他却并未谈及具体应如何增强女性在政治和商业等领域的参与和领导力。因此，所有政策的核心都缺乏性别角度的思考。 

候选人还将女性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例如，一段时间以来，普拉博沃一直倡导revolusi putih (“白色革命”)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提供包括牛奶在内的免费食物来改善人口健康，解决发育迟缓，这一印尼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据估计，该问题影响了印尼超过20%的人口。然而，尽管该项目强调了女性的作用，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不仅女性有责任改善发育迟缓的现状，男性同样有义务积极参与。 

候选人提出的关于愿景与使命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将女性塑造成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例如，阿尼斯·巴斯韦丹和穆哈明·伊斯坎达尔的提案中提到女性的次数是所有候选人中最多的：以perempuan（印尼语中的“女性”）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该词在阿尼斯与穆哈明的提案中均出现19次，而甘贾尔·普拉诺沃和马哈福德·马迪的提案中只出现了5次，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和吉布兰·拉卡布明·拉卡的提案中出现11次。这可能与文件的篇幅长短有关：阿尼斯和穆哈明的方案比其他候选人的要详细得多。尽管如此，女性在候选人的计划中，仍然被归为“弱势群体”，其中还包括儿童和残障人士。通过在文件中将女性描述为弱势群体，候选人们的确暗示了女性不平等的现状，女性通常不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力、特权、权利和机会，但他们却没有系统地讲述不平等的本质。这使得人们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半数人口（即女性）理应处于社会边缘地位。 

当候选人提到赋予女性权利的理由时，他们将其与国家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普拉博沃和吉布兰的提案表明，通过为女性提供“教育、工作和政治参与”的机会，性别歧视将被消除。此外，他们还表示，必须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能够“全心全意为社会发展而奉献”。同样地，甘贾尔和马哈福德致力于加强女性的劳动力地位，在此背景上，他们也提议增加男性和女性的全薪产假。虽然这一点很重要，性别平等的确有助于提高经济生产力，但究其根本，这项提议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促进性别平等与全社会脱贫、支持健康与教育以及社会福祉息息相关。因此，它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范畴。 

此外，候选人对于女性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她们的生育角色。这在甘贾尔在总统大选辩论中关于孕妇的评论可见一斑，但阿尼斯和穆哈明的提案在这一方面尤为突出。虽然该计划是唯一一个直接涉及女性政治参与（包括增加女性在外交政策和外交领域的影响力）的计划，但它还包括一个关于“memuliakan Ibu”的部分，该部分可被译为“荣誉母亲”。虽然“ibu”这个词可用作对成年女性的敬语，但它与已婚女性，尤其是母亲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可以解释为，女性只会因为妻子与/或母亲的角色而受到尊敬。另外，该部分及该提案的其他部分，都关注孕妇和更好的家庭设施，包括医疗保健和娱乐，并为以女性为首的家庭和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更多支持。这种方法强调并再现了深深植根于印度尼西亚政治和社会的传统性别分工，而这些陈规在历史上严重限制了女性在政治上的参与。 

不仅女性未被列入总统候选人名单，而且各项总统提案都缺乏全面的性别视角。候选人将女性描述为需要保护和帮助的少数群体、发展计划的目标群体，以及主要扮演“母亲”和“妻子”角色的人——这说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制度尚未将女性和性别问题囊括其中。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强调女性传统角色的性别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并始终在各个层面（从基层到高层）挑战着性别平等。 

普拉萨克蒂·拉玛哈纳（丹纳）·法哈迪（Prasakti Ramadhana (Dana) Fahadi）是墨尔本大学文学院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SHAPS）性别研究专业博士生。 

阿玛琳达·萨维拉尼（Amalinda Savirani）是加查玛达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政治与政府系副教授。 

肯·塞蒂亚万（Ken Setiawan）是墨尔本大学文学院亚洲研究所印度尼西亚研究高级讲师。 

本文出自由亚洲链接（Asialink） 见解栏目主持，有关印度尼西亚大选的特别联合出版系列文章。 

图片：2019年4月27日，雅加达妇女游行。来源：Eunike Melvi/Shutter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