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让参加者们使用六点式量表（即李克特式量表）所得出的结果显示（见图二），影响他们学习动机的最显著因素为 “融合性”，即指与目标语言的使用者和文化交流的意愿。第二和第三大动机因素分别是 “对集体的态度”和 “对语言学习的态度”。“对集体的态度”是指学习者对目标语言群体现状的态度，而 “对语言学习的态度”则是指与学生的即时学习环境以及学习经验相关的特定情境动机。

促进型工具动机- 例如通过更高的中文水平从而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赚更多的钱等，会对学生的个人目标进行衡量，但其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因素（平均值=3.82，满分6分）。同样，预防型工具动机则会评估责任和义务的影响程度 – 如学习中文是为了通过考试。这显然没有其他动机因素重要。

根据数据显示，“家庭影响”对于学习动机来说是影响最小的因素。也就是说，学生并不认为家庭因素，如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理解以及鼓励，会对他们学习第二语言的动力产生直接影响。

个案调查

如上所叙，58名被采访者中有18名参加了更深度的访谈。采访的问题包括：

• 他们的过往经历，例如他们有过最愉快/最不愉快的相关经历以及其他可能对他们的中文学习产生影响的因素。
• 他们未来对于中文学习的规划与目标。
• 新冠疫情对他们的中文学习动机带来的影响

下面，我们将分别对四个案例进行研究：两个初级水平的非中文背景学生（即把中文作为外语学习的学生），以及两个高级水平的传承语学习者。

将中文作为外语学习（CFL）的动机

与传承语学习者们不同，将中文作为一门外语学习的学生们在开始语言学习时通常有强烈的内在动机。米妮和安迪（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是两位中文初学者，他们都曾在中学时期选修中文。

米妮有阿拉伯语背景，目前主修中文。虽然她称选择中文作为大学专业是因为那是她在所就读的大学里“唯一”感兴趣的专业，但她会运用网络资源不断进行自学，说明她拥有相当大的持续性学习动力。与此同时，她的学习动机也与她自己的设想息息相关 – 在工作场合能够与他人用中文交流：“我想要达到的流利程度是能够与说中文的人自如地交谈，我肯定用得着这项技能（职场层面上来说）。” 此外，米妮在中学时期曾去往中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因此对中文和华人社群抱有好感。她强调，她当时第一位中文老师的热情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她的大学老师们也为她提供了鼓励性的学习环境，这使她大大减少了对线上学习的恐惧。因此，米妮的经历反映了本调查的结果，即学习者对中文和华人社群的态度是一项激励性因素，同时很大程度上会受其学习经历的影响。

 *安迪也表示，他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使用中文。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就业等工具型因素是这两名中文外语学生的强烈学习动机。与米妮不同的是，安迪说他的学习动机主要受到家庭的影响，因为他的许多家庭成员除了英语外还会说一种欧洲语言。他的父亲会说五种语言。他认为学习中文是“一次小小的革新”，意味着他继承了家族的语言技能，只不过学习的是亚洲语言。同样重要的是，安迪之所以选择中文，是因为他所在的大学有“广度科目”的要求（广度科目是指与学位不同的学习领域的科目，让学生有机会获得其主要学习领域以外的知识）。虽然安迪对小学学习中文的经历并不满意，认为“什么都没学到”，也“很厌烦”中学的中文学习，但他表示有意继续学习中文，以完成所有的广度科目。此外，安迪似乎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并不自信。他在大学开始学习中文时，选择的课程等级也低于他以前的学习等级。由此看来，安迪的中文学习动机是复杂的，既受到他之前学习经历的负面影响，也受到家庭影响和工具型因素的影响。

将中文作为传承语学习（CHL）的动机

*格林和*伊登（化名）是两位参与深度访谈的高级中文使用者，具有中文背景。作为传承语学习者，持续接触中文对他们的二语动机有很大影响。格林主要讲英语，小学时学过中文。她的父母在家说英语，但她的母亲能说流利的中文普通话。她学习中文的动机主要在于“自我提高”和“家庭影响”：“我的父母，实际上，我的妈妈……看到她用普通话与中国同事进行复杂的对话，这对我很有启发。”同样值得强调的是，格林说她非常喜欢大学的中文课程，因为与小学相比，大学的中文课程更注重文化，结构也更合理。

*伊登表达了与格林非常相似的动机：家庭影响和个人成长。伊登的父亲讲广东话，母亲讲越南语。因为父母的期望，伊登从小学就开始了他的中文学习之旅。伊登还表示，他想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以便将来就业，因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常用的语言之一”，但当我们谈到他的学习目标时，他说“中文学习并不是最重要的”。这表明伊登学习中文的动机发生了变化，这可能是受到新馆疫情期间学校封禁，改为线上学习的影响。伊登说，由于缺乏与同学和老师的互动，他不喜欢远程学习。

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学生学习动机变化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伊登在大学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学习模式：在校、在线，以及混合模式。他谈到，远程学习会降低他的学习积极性，因为“我喜欢面对面授课”，他感到与同学和老师之间产生“隔离”和“孤立”感。他说，“我可能会去上对话课……我更希望与其他想多说和练习语言的人在一起”，这是他未来的学习计划。

米妮也表达了对在线学习的负面体验，她认为在线学习“没有动力”、“毫无意义”，但她也表示，在屏幕前说中文没有面对面说中文那么可怕。安迪也有同感，他说在线学习可以帮助他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减少“焦虑”。

与其他受访者相比，格林对 2022 年大学课程中常见的混合学习模式持更积极的看法。格林说：“我认为在线学习能让人更自信地用第二语言说话，因为你在摄像头后面。”她还说，“有时在课堂上，[……]在网上搜索与课堂相关的内容并不那么容易。如果你在老师讲课的时候搜索东西，可能会让人觉得你没有专心听课。但在网课时，老师是看不出来的”。

结论

影响学生在澳大利亚大学学习汉语动机的原因多种多样。融入感——学习者融入华人社群和中国文化的强烈愿望——是受访者学习中文的首要动机。

在深度访谈中，米妮和安迪两位中文外语学习者都表示，他们学习中文的动机是为了将来在工作中使用中文。与外部因素相比，这两位有传统文化背景的受访者往往更看重个人发展，并深受家庭的影响。他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持续接触对他们的学习动机有很大影响。

对于经历过在线学习和双模式学习（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的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偏好，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一些学生报告说，由于与同学和老师的互动减少，他们的学习动力下降了，但也有一些学生认为在线学习有其优点，包括学习更灵活、更方便，以及感觉不那么焦虑。随着在线技术和创新教学法的发展，无论是在线学习还是混合模式学习，学生的语言学习动机是否会发生变化、变化程度如何，他们的学习动机又将如何维持，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更广泛的取样。

作者：洪华华（Tracy Huahua Hong），黄慧博士（Dr Hui Huang）

*本文中提及的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图片: 教室里的学生。 图片来源：哈维尔·特鲁巴 （javier trueba）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