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Liyan Zhi, Wenqing Zhao.
我认为一些社会政策（例如对教育和卫生等领域投资价值的讨论）忽视了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方式。主要是这些国家并不倾向于工业化（集中在制造业），而是倾向于服务化，但服务业中并没有一个关键的子行业能够推动转型。标准发展准则一直强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是转型成功的必经之路，但是它忽略了服务业自身能够带动发展的可能。
服务业重要的子行业（比如教育和卫生）着力增加民生福祉，与之相关的社会政策可视为服务化的表现：经济发展体现在经济活动向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转变，很多行业，尤其是回报较低的农业，劳动力和资本会流失。
如果将经济中的结构转型视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源份额，那么在服务业中持续增长的“生产要素报酬”（劳动者的薪资和投资方得到的回报）会被纳入国民收入账户。如果正在服务化的过程中，制造业中所获得的回报会相对较低。因此，如果我的思路正确的话，最好将社会政策视为这些强劲趋势的一部分，把经济活动的阵地转移到社会或市场更重视的行业（也就意味着投资方和劳动者能获得更高的回报)。
上述情况并不常见，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变化在越南等国家产生了影响，然而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更无从被大众所理解。
普遍观念受到挑战
在发展中国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他们如何转型的观念正面临挑战，但是与维护现有工业化的观念及准则相比，这种压力相对较小。我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越南，尽管投资者和共产党支持工业化，该国在1992年后的经济奇迹期间已经开始向服务化转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么多年来一直遵守标准国际工业化准则后，越南如今的政策已经倾向于支持服务化。2018年左右，越南共产党党内的政策发生变化，2022年初，政策在国家层面也发生变化。以下是两个很少被讨论的相关事实：
-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平均都已经进入服务化，也就是说，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测算，服务业在经济活动的份额有所增长，而且，它增长地越快，服务化程度就越高。
- 投资者和学者在讨论工业化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并未重视服务化。越南制造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已经低于国家平均值，而在服务业中，这些数值高于国家平均值。就连知名的高端制造业出口贡献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对来说也很低，可能要少于出口总额的15%。
标准发展准则一直强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是转型成功的必经之路。因此，以服务业为重点资本投资的建议几乎没有可引用的研究，在学术期刊的摘要中，“服务化”一词更是少有提及。标准发展准则将工业视为驱动力，经济的其他产业也主要是为了支持工业发展，由此看来，社会性支出被视为工业的成本，要么是开支（这部分钱来自投资），要么是花费在高质量的投入，尤其是劳动力上。人们认为如果工人的身体健康并且受教育程度高，就能够更好地支持工业。这种观念非常普遍，但并不适用于如今所观察的服务化模式，服务业中，教育、卫生等社会福利都对国内生产总值有很重要的贡献。
服务化仍未受到重视
越南经济奇迹的研究表明，服务化和工业化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中的占比相对较高（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的平均值）。像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并非像人们通常（但并非总是）认为的那样把服务业视为大量低收入的落后活动，特别是在城市地区。相反，在服务业当中给资本和劳动力的回报相对较高，所以企业老板和劳动力会从其他产业流向服务业。如果我们观察数据，教育、卫生等服务业中的重要行业都包括其中，它们主要的作用并不是支持制造商，但是自身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比如越南，从其惊人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就例证了服务业发展相对更快。
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来说，有很多值得考虑的问题。多数讨论都是建立在关于教育和技能毋庸置疑的假设上，这些假设包括对于白领工作的偏爱（相比于技工工作），以及对工业化的信仰，所以就需要为设想的未来培养合适的技能。事实上，工业化很明显无法在平均水平上推动经济经济增长。2018年的世界银行关于越南的报告显然认为，白领工作技能要远远比技工行业的技能更加重要，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偏见。人们普遍认为技工技能是用来服务工业化的，主要是工人群体的技能。可以说，在服务化的背景下，工业化平台的投入更多地受到精英阶层信仰的影响，而不是潜在的经济基面，但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表明，在服务业中劳动力和资本能够得到更高的回报。在经济学上，这也许与地位和权力的争夺有关，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体现了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实际支出，但是这些数据是否反映了更高的生产率尚不清楚。
如果标准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概念就是通过资本积累并将其有效利用，比如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服务业关注的重点似乎会有所不同。服务业往往很少使用固定资本，并且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增长的动力还是未解之谜。服务业通常看起来不像工厂一样，它与工业不同，并不是将某些实际物品转化为另一些实际物品，工业中的固定资产是以机器的方式存在，它产出的是能够被标价的同质商品。
因为在服务化这方面几乎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所以这个领域还没有被充分探究过。由于缺少深思熟虑和调查充分的研究，公众对于社会福利开支和其他社会政策等问题知之甚少，这意味着真正的社会福利问题可能与人们普遍理解的并不一样。
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福利标签下掩盖的东西。最好将社会福利理解为对服务化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应对方式。服务化经常被认为是“过早去工业化”，而不是社会和经济压力的体现，而将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到其他领域，其中包括被标记为“社会福利”的领域。事实上，服务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高于制造业。
社会政策意欲何为？
因此，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东南亚“福利体系”在转型时将服务化考虑其中，但其与大众广泛接受的观念相悖，所以这个经验主义描绘的蓝图是矛盾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越来越关注一直都被贴着社会成本或劳动投资的标签的服务业子行业，它以加快工业化为由，与某些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当。这可能会影响到供给方面的变化——社会政策的产出是如何实现的。
我的结论是这项研究极有可能会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在服务型经济中社会福利的本质。与其因为服务业子行业的劳动和资本支出相对较高，而将其视为增长的成本，不如将其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因素。
政治学家安德鲁·麦金太尔(Andrew Macintyre)总结道探讨东亚历史变化模式的一种方法是根据政策的相关性或不相关性来进行构建。他的大致推测是，在探讨东南亚变革历史时，东南亚的政策远不如东北亚的重要。我注意到中国研究论证，自2010年初，中国经济开始大力转向服务业，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实际上并没有也从未形成过系统的服务化战略。相比之下，正如我曾提到的，尽管投资者和共产党对此表示支持，越南共产党的战略和后来的国家政策是基于具体的实际情况以及应对工业化失败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服务业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台在印度一直存在争议。
这个极为宽泛的问题中的部分涉及下列内容：
首先，资源在多大程度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甚至是控制。如果存在这种影响或控制的话，那么这些资源是否被用于推动行业战略（“工业化”）的发展，还是，从历史上看，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被转移到服务业等生产要素回报更高的领域。这似乎就是越南的情况，那里的官员腐败程度非常之高，贪污数额已经可以称之为一种财产形式。如果事实如此，官员们就不会只是出于战略考虑，而是出于可见的物质利益而产生强烈的动机进行回应。要了解这些未知的情况，需要有强大的科研力量、对当地机构“真实情况”的充分了解、对同行合作给予支持，并持有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挑战传统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已经发表了有关本国经济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了“转向服务业”以及当地官员腐败的性质和范围。
其次，处理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中显示的概念上的混乱，即服务业中缺乏一个可与工业中的制造业相媲美的“主导行业”。这对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制造业的基本“愿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标准微观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个单一产品公司的模型，该模型显然受到(并依赖)应用于如何理解工厂的经济活动是“物变为物”的理念的启发，也为生产技术装置提供支持，这一设想并不适用于教育和卫生等许多服务活动。此外，据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没有哪个服务业子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也没有哪个服务业子部门能够合理地推动经济增长（例如战后日本的制造业)。在服务业内部，尽管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为劳动力和资本带来了相对较高的收益，但要论证这些行业（除了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在概念上能够类比制造业似乎很难。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类比支持了一种观点，即广泛的经济部门的分类(“工业”、“服务”等)应该基于它们技术上的相似性: 因此，发电厂可能与衬衫工厂都被归类为“工业”，但如果基于同样的理由将旅游、金融服务和教育等服务业子部门归在一起，这样是否明智。在许多方面，“服务业”实际上是一个多余的类别——既不是“工业”，也不是农业(或林业和渔业)。这进一步表明，“服务化”的概念既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因此，对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服务化的深入研究，最终可能会帮助我们了解服务业子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只是让它成为主导行业，例如，了解管理、创业和工作技能的协同作用。然后，我们将能够看到目前通过社会福利视角看待的领域如何适应动态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案例及分析。麦金泰尔的观点可能仍然成立，因为服务化策略和分析的普遍缺乏意味着“经济增长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被刻意促成的”，而在东南亚这种变化过程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自冷战结束以来，从“后工业化国家”或“过早去工业化国家”的视角看待社会福利问题是不明智的。
有两个结论值得注意：
- 首先，主流分析和政策建议存在重大问题。虽然本能的反应是忽略这点，发展新的聚焦于服务化的分析（已经有迹象显示)，但严肃的学术任务是研究方法论的含义和标准，其中这些标准适用于主流研究。这个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消费者在服务业子行业中的作用。纳税人大量的钱资助了可能现在还在资助，那些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错误的研究和政策建议。
- 其次，在这些方法论问题的基础上，应该认真地将关注点放在对发展中国家变化的分析上，以此来解释和评估服务化。服务化不仅发生在越南等快速发展的国家，而且似乎也发生在面临重大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国家，这些国家民众的巨大挑战也可能会得到缓解。
纳税人资助的政策建议是否应将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增加视为失败，并用援助资源来支持制造业?是否应该培训焊工而不是为当地小型服务公司调整信息技术?是否应该为基础设施而不是服务业提供贷款以支持制造业出口?
图片：越南私立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图片来源： ILO Asia Pacific/Fli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