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从雅竹（Yazhu Cong）、王品涵（Pin-Han Wang）、薛如霖含（Rulinhan Xue）、楊佳翰（Chia-Han Yang）. 翻译审校：魏安天博士（Dr Anthony Williams）.
日本为阿依努语言（Ainu）颁布的官方政策中存在一些双重标准。“提升阿依努文化意识”这一政策目标被作为确立阿依努人实质性权利的前提。然而，政府管控标准下所设想的阿依努“文化”极其狭隘，忽视了阿依努面临的社会性问题。从语言重拾的角度来说，先前对政府文件的研究和分析表明，若不同时考虑现代及历史上的社会性问题，重拾与复兴阿依努语言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阿依努语是阿依努原住民的传承语言，他们原本居住在一个现已分别属于日本和俄罗斯的地区。十九世纪末，日本明治政府对北海道进行殖民统治，随后的同化政策和大规模移民严重阻碍了阿依努语的使用和传播。自2009年至今，阿依努语作为“极度濒危”语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濒危语言地图集（UNESCO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地图显示日本及俄罗斯联邦中阿依努人口的历史与现今分布。数据由K. Uzawa及W.K. Dallmann汇编，英文原图W.K. Dallmann和Troms∅绘制（2007年），由译者译为中文版。
历史学家大卫・ L・豪厄尔（David L. Howell）描述明治时期的政策为一种“族群否认”，指的是将阿依努身份（或其他非日裔身份）排除在“有意义的政治范畴”之外。除此之外，1899年的《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日语名为：「北海道旧土人保護法」）直到1997年都是日本唯一的阿依努政策（关于该法案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历史学家理查德·西德尔（Richard Siddle）的著作）。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阿依努活动人士，如知名阿依努政治家萱野茂（Kayano Shigeru），为阿依努语言的重拾与复兴作出努力，但是来自政府的支持一直有限，政府对于相关政策的讨论依旧以需要提升大众的“阿依努文化意识”为中心。
重拾阿依努语的阻碍
“语言复兴”一词通常作为一个统称来理解和使用，涵盖了维护和重拾语言及其使用领域各种各样的举措。但是，现在更多学者和语言活动人士倾向将语言复兴作为“语言重拾”这一更广泛概念的一部分来讨论，强调去殖民化，少数群体认识论以及社会问题，而非主要聚焦在所谓的语言学解决方法，例如语言的教学和记录。
就阿依努语的情况而言，多种非语言相关的挑战阻碍了该语言在当代的使用。最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重要议题，即阿依努人缺乏表达自己身份的“安全空间”。具体表现在，许多人对于在公共场合使用或学习阿依努语表示犹豫，以及因受到歧视而产生的其他顾虑。因此，很显然，任何旨在增加阿依努语使用者数量的努力，都需要考虑殖民历史对语言使用的持续影响，包括但不限于阿依努语缺乏声望，以及使用该语言缺乏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此外，最近2019年的立法正式承认阿依努族为原住民族，但这又给整体局势增加了额外的复杂因素，比如原住民共同权利问题，包括隐含的文化和语言权利，正是一个阿依努社群近期诉讼的焦点。
法律背景
1997年《阿依努文化振兴法》（ACPA，日语名为：「アイヌ文化振興法」）和与之相关的阿依努文化基金会（FAC，先前称作阿依努文化研究与振兴研究推进机构）的设立，为阿依努语课程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日本多语制专家约翰・马赫（John Maher）指出此举“没有设想到（阿依努语）将会或能够在公共教育或媒体中使用”。此外，《阿依努文化振兴法》没有改善“任何导致和进一步激化阿依努语衰弱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处境”，且为阿依努文化提供的定义“极其狭隘”。该法也未承认阿依努人作为原住民的身份，该法所界定并强调的“文化”概念实际上抹除了那些没有参与相关文化实践的阿依努人。西德尔（Siddle）认为对这种定义狭隘的“文化”的明确关注只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手段，因而引发了对该法的顾虑，如今有关语言重拾的讨论往往倡导将语言重拾视为一种社会运动，而非纯粹的语言运动，在这些讨论中，对该法的顾虑也通常成为研讨焦点。
最新的《阿依努施策推进法》（APPA，日语名为：「アイヌ施策推進法」）于 2019 年通过，取代了 1997 年的《阿依努文化振兴法》，最终正式授予阿依努人原住民身份地位，但并未赋予其原住民权利。换句话说，该法案仅在名义上承认阿依努人的原住民身份，而没有赋予其任何实质性权利，如自决权。内阁级机构阿依努政策专家委员会（Experts’ Council on Ainu Policy），由百分之九十的日裔学者和知识分子组成。该委员会曾解释称，未赋予原住民权利是一种审慎的选择，目的是优先采取更渐进的方式，通过实施以“阿依努文化”为重点的政策，提升社会对阿依努人的同理心，从而最终确立阿依努人的实质性权利。然而，先前对于《阿依努文化振兴法》的诸多其它担忧也仍未得到回应。
重要的是，需要注意构成《阿依努施策推进法》支柱的财政补贴是由政府管控的。提交补贴申请的权限被下放给有阿依努居民居住的行政区，并由日本政府对申请进行审查。同时，由此制度产生的财政收益，并没有相应的制度让阿依努居民来自主决定如何使用。虽然该制度能够创造一个有较强文化侧重并可以使用阿依努语的工作环境，但是，此类工作场所局限于传统上作为阿依努旅游业中心的行政区。
阿依努政策的漏洞、不一致和双重标准
政策在以下方面存在一些十分明显的差距：
阿依努人的需求始终将阿依努语的使用和推广作为全面且统一的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方法涵盖了阿依努人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需求，将阿依努人的自治权作为优先事项。在专家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的专业语言学家[1]，同样呼吁通过设立一所国家级阿依努语研究机构等措施，来提升阿依努语的声望和地位。但是，《阿依努施策推进法》中的相关措施仅将阿依努语作为“阿依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推广”，该法案的措辞中，“阿依努语”一词只出现了一次，仅在定义“阿依努文化”的组成部分时得以提及。
与此同时，面向阿依努语言学习的补贴由阿依努文化基金会、北海道教育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等不同相互独立的实体管理，而阿依努人的社会福利及教育保障仍由北海道政府负责，这种各自为政、支离破碎的政策框架使得阿依努人无法巩固及掌控自身语言与教育的未来。这种情况和1984年拟定的《阿依努新法》原草案以及其中为阿依努人赋权的设想相去甚远，以至于该法案被称为“没有阿依努人的阿依努法”。在2022年一个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的道级调查结果中，《阿依努施策推进法》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
此外，官方认可的语言学习及传播的方法和语言活动人士所指出的需求之间存在差距。由阿依努文化基金会和北海道教育委员会资助的阿依努语课程虽然为那些有兴趣并有可能参与的人提供了学习机会，但在语言复兴与重拾这样更广的范畴内，其具体目标并不明确。实地观察表明，这些课程在阿依努社区内培养语言的活跃使用者这一方面，缺乏全面的方法或长期承诺。事实上，与语言相关活动的资助曾一度仅限于在文化活动的讲解中教授出现的零散单词。这使阿依努语言活动人士不得不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代替方法，如参考“Te Ataarangi”毛利语教学法（一种毛利人基于“默示教学法”发展出的，强调文化认同，且完全以毛利语进行的语言学习法，旨在安全和没有威胁的环境中培养活跃的语言使用者群体）或亲子学习课程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无法指望公共援助的环境下”依靠自身进行语言学习。更不用说，那些努力投身于这些严肃的、没有获得资助的语言振兴工作的人，往往不得不同时在其他经济领域从事全职工作，以维持生计。
同时，北海道的社会情况对于那些通过参与文化或语言活动，公开表达自己阿依努人身份的个体来说并不有利。尽管《阿依努施策推进法》第四条禁止针对阿依努的歧视，但对于那些因从事阿依努文化活动而获得财政优惠的人的仇恨言论仍在持续，包括对国立阿依努博物馆的谴责。这意味着，任何阿依努语言或文化的实践者，都有可能被针对，成为歧视的目标。
这引出了《阿依努施策推进法》及其相关政策中最显著的双重标准之一，无视殖民历史导致了阿依努人当前的边缘化地位，以及对阿依努人共同权利的否认。
原住民权利重拾视角下的拉波罗阿依努民族诉讼与阿依努政策立法
阿依努族群有别于世界其他“原住民”族群的一点是，他们缺乏可聚居的土地区域，无法构成使用自身语言的地理空间。围绕“本土性”和语言重拾的讨论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了变化。最近的一个案例是拉波罗阿依努民族（旧称为浦幌阿依努协会）对北海道政府及日本中央政府提起的诉讼，要求承认原本属于阿依努拉波罗族在浦幌十胜川捕捞鲑鱼的集体权利。除了全球原住民对于土地权和资源权的普遍诉求（通常是维护其文化的先决条件）之外，此案还对北海道政府及日本中央政府否认阿依努人集体权利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其中涉及的两个问题是：北海道（以及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半部）的殖民历史，以及日本政府拒绝承认除个人权利之外的任何其它阿依努权利。
语言的使用和传播往往与社区密切相关。就阿依努语而言，这体现在北海道十四个支厅先前设立的社区语言课堂上。这源自萱野茂（Shigeru Kayano）的努力，他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自己的家乡社区二风谷（Nibutani）创办了一所社区语言学校。如果阿依努拉波罗族的努力成功让阿依努人捕捞的集体权利得到承认，这可能会改变与之相关的政策以及社会言论。这次成功可能为其他共同权利打开大门，如在日本公共教育系统中承认阿依努教育机构的权利，以及为达到语言传播和教育目的，赋予使用阿依努资金的自决权，这些都是世界各地正在寻求的语言重拾的重要目标。但由于现行政策的限制，这些目标在日本还无法实现，而拉波罗案使这些限制再次暴露于聚光灯下。至少在未来几年内，这个问题都有可能会是争论的焦点。拉波罗阿依努民族正在对札幌地方法院于二零二四年三月做出的判决进行上诉，该判决认定拉波罗的诉求与现行日本渔业法规相冲突。下一次庭审于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八日在札幌高等法院进行。
总结
阿依努相关政策的讨论总是围绕“提升阿依努文化意识”的需求，以此作为任何改变阿依努人实质性权利的先决条件。在这种“理想化意识”政策中所允许的隘义“文化”下，政府对阿依努语言复兴与重拾的支持仍然有限，以及阿依努人在各个方面的赋权行动也正受到限制。这种由政府主导的限制性方式导致了许多双重标准，包括将阿依努语局限为一种狭窄的、政府定义版本的“文化”。而另一方面，在承认阿依努人原住民身份地位的同时，却不支持其共同权利，也没有解决导致其目前边缘化地位的殖民历史问题。
虽然提高大众意识和培养“在阿依努社群活动之外自我认同为阿依努人的自豪感”都是有意义且必要的付出，但同时也有理由去质疑这是在提升什么样的意识，以及这是否应该成为政策的核心目标。由于语言重拾这一概念呼吁将少数语言视为结构性和话语层面不平等这一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若没有解决那些持续影响语言学习和使用的更广泛社会问题，语言复兴的目标则是无法实现的。
在阿依努的情境中，政府当前对阿依努人进行补贴的基础，并未建立在对历史不公进行赔偿的立场之上。因此，人们持续将阿依努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获得的补贴视为毫无根据的让步，将其作为对阿依努人煽动仇恨言论的理由。换句话说，由于对阿依努人的支持被置于去历史化的背景下，批评者认为这些资金是毫无依据的。再加上媒体、幼小中公共教育（K-12）和高等教育学制中缺乏对平权行动的支持，导致许多阿依努人在心目中认为，在公共场合中拥有“安全空间”是无法实现的。有人认为，身为阿依努人，只能在政府规划的场所或私下使用阿依努语和“ 做阿依努人”，这让他们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充满矛盾的困境。
不论阿依努拉波罗族的诉讼案能否让他们成功取得捕捞鲑鱼的集体权利，日本政府似乎都应该正式承认吞并北海道的殖民性质，并且同时承认语言复兴和重拾的集体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和语言与文化的地位。这将大大有利于将目前所推广的“理想化意识”转变为对实际情况的真正认知，而这应该是积极变革的根本前提。
[1] Nakagawa, H. (2009). アイヌ語学習の未来に向かって～考え方と案内～ [阿依努语未来发展的指导方针与思考框架]. アイヌ施策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有識者懇談会（第5回）資料2 [第五次阿依努政策专家会议报告（二）]. 东京内阁.
图片：木质阿依努娃娃，表情符号镶嵌画。出处：斯图尔特 兰金/Flicker。地图的使用得到了宇泽加奈子（Kanako Uzawa）的许可。
英文原文：https://melbourneasiareview.edu.au/bridging-the-gap-between-reality-and-japans-ainu-cultural-policy
原文发表于《墨尔本亚洲评论》第二十一期，2025年3月3日
